妖气榜讯，多年浮沉，公募FOF在转型阵痛中叩开新局，整个业态从规模扩张到人力资源迎来重构。 2026年开年，FOF新发市场一派繁荣，频现“一日售罄”。据统计，今年一季度FOF发行总规模，已超2022年至2024年的年度发行规模。在利率中枢下移、市场波动加剧的大背景下，公募FOF作为专业化资产配置工具，布局价值也在日益凸显。叠加近期邓炯鹏、陆靖昶等知名FOF基金经理的离职变动，再度将公募FOF的业态发展与人才流动置于市场关注的焦点。 回顾来看，公募FOF的基金经理变动，与行业规模周期、市场环境形成高度共振：从2020年、2021年的队伍稳定，到2022年至2024年调整期的离职潮，再到2025年以来的离职大潮退去、人才梯队建设提速。 不容忽视的是，自2022年起，于善辉、杨帆、梁珉、蒋华安、肖侃宁、丁一戈、杜习杰、陈曙亮、邢秋羽等一批曾以一己之力撑起一家公募FOF业务的“台柱子”们，均以“清仓式卸任”的方式相继离职、跳槽。 过去，不少公募FOF高度依赖单一明星基金经理，核心人员流失往往对业务造成显著冲击。有公募人士指出，如今行业日趋成熟，在监管长周期考核导向下，公募机构纷纷搭建系统化投研平台、培育复合型人才梯队，资深基金经理卸任更多转向内部有序交接，行业也从依赖个人明星，逐步转向平台化、体系化发展。 多年浮沉，公募FOF业态迎来重构 据Choice统计，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场168家持牌公募机构旗下FOF总规模为2441.88亿元。公募FOF在2025年迎来显著反转，规模同比大增83.38%，不仅一举收复2022年以来的全部失地，更是超越2021年创下的历史峰值。 在养老目标基金政策红利、市场行情推动下，2021年公募FOF总规模同比翻倍，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而自2022年起，受A股震荡、产品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赎回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募FOF规模连续三年下滑，2024年末较2021年年末缩水超40%，公募FOF发展一度陷入低迷。 2026年以来，公募FOF延续2025年的强势反弹态势，新发市场频现“一日售罄”。Choice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统计，截至3月30日，年内已有53只公募FOF成立，发行总规模为690.49亿元。开年仅3个月的发行规模，就已超过2022年至2024年的年度发行规模。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新成立FOF分别有60只、97只、143只、119只、38只、93只，对应发行规模依次为309.94亿元、1194.86亿元、426.96亿元、234.24亿元、115.98亿元、845.29亿元。 经计算，2021年单只公募FOF平均募资12.32亿元。2022年新发数量虽创143只的历史新高，但单只平均募资骤降至2.99亿元，大量产品陷入“迷你化”困境。到了2024年，公募FOF新发市场降至冰点，全年仅新发38只，总募资也仅115.98亿元。 到了2025年，公募FOF新发数量回升至93只，单只FOF平均募资9.09亿元。尽管当年新发规模未超越2021年的历史高点，但存量总规模却实现了反超。这意味着，除了新发，公募FOF规模增长的核心动力还来自存量产品的业绩修复与持续净申购。 FOF 基金经理的变动节奏，与行业规模周期及市场环境呈现高度镜像共振。 剔除已清盘产品，2020年、2021年出现基金经理卸任的FOF共计9只；在2022年至2024年行业调整期，FOF基金经理流动显著加剧，分别有29只、27只、84只FOF出现基金经理卸任，且多见基金经理离职、跳槽。到了2025年，出现基金经理卸任的FOF数量从峰值回落至77只。 离职潮退去，公募FOF开始人才梯队建设 回顾来看，2020年、2021 年，公募FOF的基金经理队伍整体稳定。原泰达宏利基金组合基金部总监王建钦于2020年离职，成为这一阶段为数不多的重要变动。 而自2022年起，随着市场转冷、规模缩水，行业进入艰难时刻，FOF基金经理变动显著，多见知名基金经理离职、跳槽。 2022年，华夏基金原FOF基金经理郑铮、鹏华基金原资产配置与基金投资部投资总监赵强、广发基金原总经理助理金亚等均在清仓卸任后离职。离职后，郑铮加入博时基金，现任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兼投资总监；赵强加入富达基金，现任多元资产部负责人。 2023年，民生加银原副总于善辉、长信基金原养老FOF投资部总监杨帆、建信基金原资产配置及量化投资部总经理梁珉等也在清仓卸任后离职。离职后，杨帆加入诺安基金。 2024年，平安基金原多资产投资团队负责人易文斐、原上海国泰君安资管副总丁一戈，浦银安盛原FOF业务部总监陈曙亮，曾被称为中银基金FOF“一姐”并任高级助理副总裁的邢秋羽，银华基金原FOF投资总监肖侃宁，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杜习杰，原国泰基金FOF基金经理周珞晏，原招商基金FOF基金经理雷敏等，也在清仓卸任后离职。 这其中，周珞晏加入国投瑞银，现任资产配置部部门副总经理；陈曙亮加入猫头鹰基金研究，担任首席投资官；此外，易文斐加入信达澳亚基金。 2025年，汇添富原资产配置中心总监徐博、工银瑞信原FOF投资部总经理蒋华安、华泰柏瑞原资产配置部副总监杨鹏、国海富兰克林FOF 投资及投顾策略副总监吴弦，清仓卸任后离职。这其中，蒋华安离职后加入摩根资产管理，现任公司资产配置部总监。 2026年以来，华安基金原基金组合投资部总监陆靖昶，东方红资管董事总经理、基金组合投资部总经理邓炯鹏等，均已卸任全部在管产品。早在2021年11月，陆靖昶从广发基金辞职并清仓了8只在管FOF，当年12月便加入华安基金。 不同于此前频繁出现的清仓式卸任后离职、跳槽，近年来多位资深FOF基金经理卸任产品，更多是为内部交接与梯队建设。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模式凸显出行业正从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转向构建系统性、可持续的投研平台。 自2022年起，华夏基金资深FOF基金经理许利明陆续卸任了4只产品；自2023年以来，兴证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总监林国怀、富国基金多元资产投资部总经理王登元均已卸任3只产品；自2024年以来，平安基金FOF投资部投资执行总经理高莺先后卸任7只产品；自2025年以来，广发基金资产配置部总经理杨喆卸任了4只产品；2026年开年至今，摩根资产管理资产配置及退休金管理首席投资官恩学海已卸任2只产品。 上述基金经理所卸任的产品，均由公司内部其他基金经理接任，其中不乏从外部“挖来”的多元资产管理人才。 公募FOF告别“个人台柱”时代 实际上，公募机构转而通过内部梯队建设和系统化平台布局FOF业务，并非临时之举，过度依赖单一基金经理所暴露的业务脆弱性早已凸显。 过去几年，公募FOF领域掀起一轮显著的“台柱子”离职潮。离任基金经理多为各家公募FOF业务的核心负责人或主力选手，不少基金经理离职前在管规模占公司FOF总规模的七成以上，更有甚者一人撑起整条业务线，一人离职对一家公募的FOF业务影响显著。 因个人原因，今年3月底完成清仓式卸任的陆靖昶，也不再转任华安基金其他岗位。去年年末陆靖昶旗下FOF总规模为68.12亿元，在华安基金81.72亿元的FOF总规模中，占比超八成。 2025年4月，工银瑞信FOF投资部总经理蒋华安离职，在离职前的2025年一季度末，蒋华安旗下FOF总规模为21.69亿元，在工银瑞信31.65亿元的FOF总规模中，占比近七成。另外，杨鹏、吴弦离职前分别掌管着华泰柏瑞、国海富兰克林旗下全部FOF产品，两人2025年离职后，两家公募旗下FOF悉数更换基金经理。 FOF的人员流动，也揭露了公募FOF业务发展所经历的阵痛。这一阵痛在2024年达到顶峰。 2024年三季度，原国泰君安资管副总丁一戈、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杜习杰、浦银安盛原FOF业务部总监陈曙亮、中银基金原FOF“一姐”邢秋羽均清仓式卸任，截至该年年中，这4人旗下FOF总规模分别为19.18亿元、5.78亿元、36.8亿元、6.7亿元，依次在各自公司FOF总规模中占比99.02%、100%、99.7%、100%。 2024年12月，银华基金FOF投资总监肖侃宁离职，截至当年三季度末，肖侃宁旗下在管FOF总规模为14.79亿元，在银华基金FOF总规模中占比85.74%。 2023年二季度，民生加银原副总于善辉、长信基金原养老FOF投资部总监杨帆先后离职，离职前的2023年一季度末，二人旗下FOF总规模分别为90.11亿元、6.53亿元，在各自公司FOF总规模中占比分别为94.77%、100%。 建信基金原资产配置及量化投资部总经理梁珉先于2023年2月卸任2只FOF和1只MOM，又在3月因个人申请离职，一次性卸任了6只FOF。离职前的2022年年末，梁珉旗下9只产品总规模为39.59亿元，扣除前述MOM17.54亿元的管理规模，梁珉在管8只FOF的规模合计22.05亿元，在建信基金22.12亿元的FOF总规模中，占比99.68%。